欢迎您光临本站
首页 > 军事 > 正文
maoyanshi头像
maoyanshi

2021-07-04

管理员
军事
1303 0

《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·十卷本》上海书店出版社,2020年12月出版

按:近日获读上海书店出版社新版《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》,共十卷,收笔记三十七种,六千余页,近四百万字,颇见其厚重。其中大部分曾翻检,部分曾精读。回想往昔集中阅读近代笔记史料之时,已匆匆十余年,此次重拾,如面晤旧雨,不免也生出一些新思。
笔记作为一种文体或者史料,在今天看来,大概并不太为人熟悉。这当然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。首先是时代的变迁,现今一般民众的生活中,是基本接触不到这样一些文字的(有例外,之后会提及)。相应的,读书人或者学者,又基本不再以这样的方式去写作,否则且不说教职,可能学位都难以获得。所以只存在于过去,如今不太易见,且不太有参照物的东西,理解起来的确不太容易。另一个涉及时间线索而更具有结构性的变化,在于现代学科的形成后,割裂了传统的书目学术体系,不同内容的笔记会被切割分到各个现代学科中。此前说到的一些例外,主要就是被归入文学领域的一些笔记,以三言二拍、《聊斋志异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为代表的,或许顶着“文学名著”的招牌,或许选编入语文教科书,在普通人里有着一定数量的阅读者,当然这些阅读者很可能也不清楚此类书籍的笔记属性。
其次,由于其自身特点,笔记的面目本来也不那么清晰,在今人看来更是如此。从形式上来说,笔记没有诗词曲赋的格律限制,也没有章回小说等主题上的连贯,更不似公文因涉及具体事务而有相应的流程规范。从内容上来说,笔记又显得包罗万象。即便从最简单的“望文生义”字面意思来理解,笔记也是比较不亲近读者的。就拿当代的几套笔记丛书的命名来看,或如上海书店社这套称之“史料笔记”,或又有称之“笔记史料”,另有别种形式相类者,或称之“笔记小说”,或直接称之“笔记”皆有。至于每种的名称,则更是各种斋号加上“笔记”“札记”,乃至“丛脞”“脞录”“摭忆”等现代汉语中不太出现的词汇,很难让读者预判其中的内容,容易产生疏离感。相比之下,某某日记、文集、往来书信或者公文、报刊就比较容易一目了然,尽管现在电报已经不复存在,将来报刊等可能也有一样的命运。
正因为如此,笔记作为文体,基本上在大众的视野中消失,而作为史料,根据自身的经历,不少历史专业科班出身的本科生甚至硕士生都闻之茫然。
笔记一体,根据来新夏的观点“始于汉魏,兴于唐宋,盛于明清”,正如他所言,笔记出现在汉魏,当时无论从字义还是文体来说都算方兴未艾。从一开始,笔记大抵就具有了“散”和“杂”的特性,在成为一类之前,“笔记”一词即表示与诗赋相对之无格律文字。若以后世的四部分类法看,笔记则较近于子部文献(此处承同事罗琴教授提示),抛开对于先秦诸子的固有印象,《吕氏春秋》之类篇幅较长的书籍与后来的笔记观之相差无几。以今日的标准来看,两汉魏晋之间,类似《十洲记》《搜神记》之类的志怪笔记和《世说新语》之类可作为史料笔记的文献已经出现。至于唐宋明清,则笔记蔚为大观,内容上也千差万别,或可谓包罗万象。当然,从广义上来讲,一些今天被视作学术札记的著作,或也能包纳进笔记之中,这些札记相较而言,无论是内容还是条目都更有条理和统系。
尽管笔记一体包罗万象,但可能正因为此,既“散”又“杂”,且从其起源来看,即与志怪和传说脱不开干系,故而当笔记作为一种史料的时候,往往和所谓“稗官野史”联系在一起,被看做级别比较低的史料,可靠性不太高。以至于有些初学者,被告诫或自觉地不太敢用其进行说明分析,害怕自己的文章一旦使用这些材料,就被认为是段位比较低者,其实大可不必。因为笔记中大量神秘主义或因果报应的内容,在今人观之,确实可能不具有事实上的真实性,不过倒是也有思想史层面或人心层面的真实性,可挖掘之处非常丰富,此处不赘。
即便抛开这些阴阳五行、往生轮回的部分,笔记所载“故事”的真实性也常被怀疑,这可能是缘于对笔记内容多为“道听途说”的固有印象。所谓“道听途说”,当然多指市井故事、坊间传言,但若细究之,何人所说,闻于何道,恐怕却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。印象中,清代不少今天看来带有志怪色彩的笔记故事,作者叙述完结后,常常会有这样一个表达:这是听某某所说,某某一生谨慎,故而大抵不虚云云。这样的表达说明,一些作者在讲述完光怪陆离或匪夷所思的故事之后,是会有意识地去介绍故事信息来源,即前谓听道上何人所说,而且为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,要将此人说得非常诚实严谨。笔者没有专门研究,不知这样的表达是否与清代朴学的征实风格有一定关系。不过此类情况的确可以引导出进一步的思考,即不简单将“道听途说”视为一种否定性的标签,而去深究笔记究竟如何“道听”,这实与历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暗合,即史源。史源一学,大成于陈援庵,可能更多地强调从历史文献出发,寻找某一段材料或者叙述的“史源”及流衍变化过程。如果能拓宽思路,是可以带着这样的意识和敏感,去上溯笔记的内容来源。一方面,近代笔记史料的数量相当庞大,互相之间常常有“借鉴”之处,这当然是比较接近以文献对读求“史源”的固有作法。另一方面,不少笔记所载内容是独一份的,并不能从其他文献寻得线索。因此,考究乃至推断其信息来源和传达方式,或能对其可靠性问题有全新认识和更细致的判断。
春秋公羊学中有着著名的“三世说”,其源即《公羊传》中出现的“所见异辞,所闻异辞,所传闻异辞”一句。后董仲舒将此“见、闻、传闻”作为三等不同的时代,去平分《春秋》。此后从东汉何休到清末康有为,“三世说”经过多番演绎,与治乱及各种社会性质勾连,读者必不陌生。若单单以所见世、所闻世、所传闻世作为时段划分的话,可以发现,这是以孔子作为参照标的作出的。简单来说就是孔子“作《春秋》”(《 孟子》语),书中最后的部分正是其所生活的时代,为所见世;再往前则是未见而有所闻,为所闻世;最早的部分则只有传闻流播,为所传闻世。
如果不考虑高奥的经学大义,回到之前对于笔记“道听”问题的考究上,所见、所闻、所传闻正可以被借鉴为史料史源判断的一种标准。约略判断之:同光人写同光事,某地人写某地事,某衙门人写某衙门事,大抵可以被视为“所见世”;同光人写道咸事,某地人写邻地事,京中人写宫中事,又可被看成“所闻世”;至于同光人写康乾事,又有天南海北、漫无边际者,或只能当作“所传闻世”了。当然,正如前述,清代开始不少笔记中也会给出消息来源,或曰亲历目睹,或曰闻自某某,或曰据传乃至不言消息所自。相对而言,这三世的可靠性是依次递减的。
“所见世”,最好理解,主要即笔记作者的亲身经历、观感。比如《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·一》收入金梁撰《光宣小记》即可佐证。庚子之变后,因为《辛丑条约》的所谓“惩办”条例,京师不能举办科举考试,就把原先在京举行的会试移到河南开封贡院。金梁亲历此事,前往开封考试,其《光宣小记》中记述这次考试并拜谒房师、座师时的言谈,大抵可作为该年会试的“所见世”资料,亦可作为房师、座师的人物侧写使用。况且,金梁自述《光宣小记》是“检旧篋得昔年日记数册”择录而成,则更说明其来有本。有些笔记未必是记录一人一事,而是作者对于其所生活时代的现象描绘或总结感悟。比如汪康年在《汪穰卿笔记》(见《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·七》)中曾谓:记者喜以“拿破仑不畏三千枝毛瑟枪,但畏一纸日报”之言沾沾自喜,而实际上根本没有此效果,仅仅相当于竹杠一杆(吴语中敲竹杠即敲诈讹钱之意)。汪康年自己就是报人,如此激烈言辞想必是对报界一些同仁所作所为较为失望,即便带有有怒其不争的夸大,却同时也能证明上述所谓拿翁言论在当日的流行。

汪康年(1860年1月25日-1911年11月4日)

《汪康年师友书札(1-4)》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出版

“所闻世”,主要是指笔记所述内容有着明确的消息来源,而此来源当为亲历亲见者,“道听”只隔了一层,而说者又有切身体验和观察,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对可靠性有所判断。比如《梦蕉亭杂记》的作者陈夔龙,本是荣禄的心腹,后又攀上庆亲王,笔记多有荣禄亲口告知的同光间朝局内幕和大臣倾轧之事。当然荣禄作为亲历者,又与陈关系亲密,能较为详细地告知内情,信息来源比较直接,但同时也存在言者有选择性地说和听者为尊者讳地记的情况。此时就需要一些其他材料来佐证这些事情,或者根据陈夔龙的表述来判断。陈氏总体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,所以有些故事并不直说人名,而是用类似“南中某侍郎”之类代称,尽管须辨明此究竟为何人,但是却也说明其充分考虑到了影响,事情本身或许更为可靠。与之相仿,《古红梅阁笔记》(《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·二》)的作者张一麐,曾长期作为袁世凯幕僚,袁对其也较为器重,所以笔记所载袁世凯所言,可能也比较可靠。

陈夔龙(1857年—1948年)

张一麐(1867一1943)

《古红梅阁笔记》上海书店辑自民国期刊《人文月刊》于1998年出版,本次与张一麐《五十年来国事丛谈》合刊收入《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·二》

“所传闻世”,相对而言情况比较复杂,而且大部分笔记内容可能就属于此类。或者不写信息来源,或者不知是经多少口舌的坊间流言,又或者东拼西凑,为了吸引眼球故作惊人语。在阅读笔记的过程中,大抵会发现,有些作者或是小说家之流,或是边缘报人,显然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来源,但说起宫闱秘事或朝堂内情,往往如身临其境,描摹似惟妙惟肖,细至一举一动皆记录在案者。这样的笔记可能就与所述之事没有多大关系了,只能反映某小说家某报人喜欢这么写,而此等写法又受市面上的读者欢迎,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史的材料了。当然,另一种笔记,虽说从直接的消息来源而言,也算是几手传闻,但作者往往接触了大量的相关史料,甚至有些笔记已经具有一定的研究性。其中最著名者大概即是陈寅恪都称赞不已的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,自然不能以“所传闻世”框限之。

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出版

笔记一种,“散”“杂”而包罗万象,实是研究历史的绝佳资料宝库。当然,如何研判和利用其中所载,情况也异常复杂,绝非有几条简单的标准和则例可以尽述,而须逐条考证明辨。此处想说的只是,千万不要因为笔记“道听途说”的属性而一概否定之,而恰恰应该从“道听”问题入手,增加一种辨析笔记史料的角度和视野。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版权声明:本站所提供的文章、图片等内容均为用户发布或互联网整理而来,仅供学习参考,如有侵犯您的版权,请联系我们客服人员删除。

52

精彩推荐

暂无评论

文明用语